足球运动的多重文化意义
2022-11-24 22:17 来源:网络发布者:沐瑶阅读量:17961
11月20日,世界杯在卡塔尔拉开帷幕,这是球迷四年一度的狂欢。世界杯首次移师阿拉伯地区,让人感受到足球竞技与阿拉伯风情的完美结合。
那么足球有什么特定的文化意义呢?
对于这个问题,当代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在他的小说《极度狂热》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方向。《极度狂热》是尼克·霍恩比的自传体小说,出版于1992年,被视为足球文学的里程碑。小说以主人公尼克的视角,描述了尼克与阿森纳足球队20多年的关系,通过尼克在足球比赛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探讨了足球的社会文化意义。
足球、父子关系和社会变革
从小说类型来看,《极度狂热》是一部成长小说,讲述了出生在伦敦北部的主人公尼克的故事。与其他成长小说不同的是,伴随尼克成长和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不是马克·吐温书中哈克贝利·费恩的旅程,也不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书中劳拉的顿悟,而是一场又一场的阿森纳足球队比赛。
对于尼克来说,足球比赛已经成为他记忆家庭生活、人生轨迹、人际交往的重要符号,甚至是他学习英国乃至欧洲大陆地理知识的校外课堂。在学校,足球是尼克融入校园集体的主要方式。对他来说,“对足球的热爱给校园生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因为“班上至少一半的同学和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老师喜欢这项运动”。通过足球,尼克不仅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在异乡求学的过程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在家庭生活中,父母的提前离婚让尼克变得沉默寡言,周六下午成了他和父亲难得的相处时间。是足球打破了两个人的隔阂,让他们张开了嘴,敞开了心。在男主角眼里,“足球给了我们谈资”。虽然年少无知的尼克似乎说不出他口中提到的“东西”是什么,但读者不难感受到一种存在于父子之间的纽带。很多周六下午,布莱克斯托克路上的“枪手”炸鱼薯条餐厅成为父子的厨房,而球场西看台则成为父子关系的家。虽然尼克曾经承认阿森纳足球队的风格很差,略显“乏味”,但正是在期待和哀叹的反复循环中,尼克和阿森纳“绑在了一起”,他的父亲也和他“绑在了一起”,什么都不能把他们分开。
尼克回忆这段时间时特别指出,父子见面的亲密关系只属于他一个人,不为妹妹所分享。他的解释并不是对妹妹的偏见,而是客观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的价值观。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社会,踏足足球场等公共空间的大多是男性,而他的妹妹“只能呆在家里陪着妈妈和她的娃娃”。但解说员尼克也补充道,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被彻底改变。这一描述与小说随后几章关于英国社会变化的内容相呼应。换句话说,尼克的成长过程也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以及英国人心态的变化。书中提到的历史事件,如英国工党政府的上台、教育改革计划的推进、青年亚文化的更替、1972年电力工人大罢工等,都展现了曾经辉煌的大英帝国在20世纪的社会转型。这种社会变革贯穿了尼克的看球生涯,也影响了英格兰足球世界。
球迷、主队和世界杯
足球的商业化进程是这种变化的典型代表,它使足球从传统体育变成了商业娱乐,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尼克长大后,见证了近几十年足球的商业化。他曾经感叹93-94赛季阿森纳足球队的门票涨价计划,感觉“海布里球场的足球比赛将不再和过去一样”。在他的分析中,“大的足球俱乐部似乎厌倦了他们的球迷群体”——这些群体大多由“工人阶级和中下层男性”组成,由于他们的年轻气盛,往往会给俱乐部带来一些棘手的麻烦。这也导致一些大型足球俱乐部将“新的目标受众”锁定在“中产阶级家庭”。后者不仅“乖巧”,而且消费能力更强。
多年后,尼克在书中的担忧变成了现实。在现实世界中,他最喜欢的阿森纳足球队主场比赛门票价格是出了名的高,门票价格可以说是“高不可攀”,让很多北伦敦的当地球迷失去了进入球场看球的机会。此外,随着1983年电视直播技术的引入,“每个俱乐部都意识到这是有利可图的”,经常为了更高的转播收入而调整赛程和开赛时间,而不顾随队远行的主场球迷能否赶上“回伦敦的末班车”。
在尼克的观察和评论中,不断上涨的球票价格、日益丰富的周边商品、飞涨的球员转会费、电视转播收入的成倍增长以及各种商业广告赞助,都清晰地表明足球已经成为当前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尼克对此深感忧虑,认为这忽视甚至消解了足球俱乐部在当地社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将大部分传统主力来自支持球队的工薪阶层年轻人挡在了球场之外。不可否认,更好的球员、更激烈的对抗、更好的进球令人兴奋,但尼克坚信,足球的真正魅力不止于此,而是基于当地社区居民的球迷在球场内营造的“氛围”。这种氛围是球场里几万人共有的,有笑有骂。是他们的合唱,对着山川海啸尖叫,拍手欢呼,等待。这也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尽管尼克对足球世界发生的一些变化感到不安,但他并不完全否认这些变化。在他看来,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与足球的结合显然利大于弊。通过主角的视角,我们知道现代足球的发展和大众传媒技术是相辅相成的。60年来,足球比赛的媒体转播技术经历了从纸质媒体到电子媒体,从以广播为代表的音频媒体到以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体,从视频转播到现场直播,从单一的全场重播到多元化的集锦。进入21世纪后,足球转播实践呈现出新的趋势,从传统媒体转向网络媒体,从第三视角转向基于虚拟技术的第一视角。这些变化有力地推动了足球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传播。
这就是为什么尼克认为1970年墨西哥足球世界杯将足球运动的发展带入了一个新时代。虽然当时足球已经成为一项风靡全球的运动,但电视却是奢侈品,更不用说跨国、跨洋电视转播的难度了。1970年墨西哥足球世界杯在电视转播技术的介入下,让全球更广泛的人群第一次直观地见证了足球界两大阵营的精彩对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偏见和隔阂。
在尼克的记忆中,当来自欧洲的捷克斯洛伐克战胜巴西获得第一名时,英国足球评论员大卫·考尔曼评论说,“关于他们的传言是真的”。科尔曼的话暗示了巴西只能花式进攻,不能防守,南美球队的纪律性不如欧洲球队,可见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隔阂。作为一名体育评论员,科尔曼的立场应该是中立的,以“将一种文化介绍给另一种文化”为目的,但他的评论明显有失偏颇和自负。但随着比赛的进行,巴西队以一记直接任意球扳平比分,并依靠球王凌空反超,最终以4-1的比分反败为胜。从略带讽刺的角度来看,这个结果印证了科尔曼在比赛开始时的评论——“关于他们的传言是真的”。此时,尼克已经不再在意解说员的评论,而是被来自南美的桑巴军团的高超技艺所折服。同时,他对巴西队庆祝舞步的舞姿目标感到惊讶甚至“羡慕”。他很高兴,感受到了足球能带来的快乐和美好。虽然巴西在第二场小组赛中击败了尼克力挺的英格兰,虽然巴西的进球像闪电石火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但这位已经长大的英雄每次想起这些,还是津津乐道贝利进球这样的精彩瞬间。也许这是足球留给他和其他球迷的另一种乐趣,而这种乐趣的呈现离不开新媒体技术的帮助。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是贝利的谢幕之作,而今年的FIFA世界杯卡塔尔2022将是阿根廷足球国王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不知道梅西今年会给全球观众带来怎样的表演?
归属感和社区建设
毫无疑问,足球在全世界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有趣的是,在60年代的英格兰,球迷的支持往往与球队的成绩无关。哪怕你支持的球队是联赛积分榜垫底的“副班长”,球迷还是会在那里加油的。对此,主人公特别提到了90-91赛季的德比郡足球队。虽然德比郡足球在当年的联赛中排名最后,但它见证了每场比赛平均17000人的上座率。这种现象让尼克逐渐意识到,足球对于观众来说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或娱乐活动,更是一种团结村庄、展现社区归属感的文化现象。对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明确写道,这种归属感解释了为什么阿森纳球迷会在周三晚上造访普利茅斯观看一场无关紧要的比赛。没有这种归属感,“足球必然会退化为一门生意”。这也是为什么主人公在书中宣称自己“首先是阿森纳的追随者,其次才是球迷”。
书中描绘的阿森纳足球队是以真实的阿森纳足球队为原型的。它于1886年在伦敦北部的伊斯灵顿成立,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但与英超中球星众多、成绩突出的阿森纳队相比,小说中描写的阿森纳队明显黯然失色。队内球员多为本土球员,打法倾向传统英伦风格:防守时密集后退“摆大巴”;进攻时,侧翼踢球找中锋。球队成绩乏善可陈,竞技表现起伏不定,经常以各种方式让支持者感到难过。即便如此,故事的主人公依然深爱着这支足球队。主要原因在于阿森纳足球队对其社区的凝聚力。这个时候,足球就成了沟通各类球迷及其归属感的媒介。球队的胜利不仅是球员和教练的胜利,也是当地球迷的集体胜利。换句话说,此时的阿森纳足球队不仅是一支职业足球队,更是这种社区归属感的象征。
在跟随阿森纳足球队“南征北战”的几十年里,尼克体会到了各队球迷的阶级差异,观察到了生活在英国社会的多元群体。1972年1月,当他和父亲第一次去伦敦西部的斯坦福桥足球场观看切尔西足球队和托特纳姆热刺队的比赛时,他明显注意到了当地社区氛围的不同。比赛前,他和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充满二手烟的炸鱼薯条店。相反,他们去了国王路上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了丰盛的食物。之后,他们甚至在体育场见到了大明星汤米·斯提尔。斯坦福桥内外的一切都向尼克展示了“一个既熟悉又不同的伦敦”。与尼克居住的芬斯伯里公园不同,切尔西充满了浓郁的商业气息,看起来就像一个“世界中心”。为蓝军切尔西加油的模特、演员、年轻的老板甚至当地的路人,在尼克眼中都呈现出一种时尚的气息。这里的一切都与尼克家附近的“安静的联排别墅街”或“苦恼而执着的二手车商”大相径庭。这也让尼克充分意识到了伦敦金融城和嵌套在伦敦大社区中的小社区的区别。
同时,足球也让尼克看到了英国社会不同社区的交融。1972年阿森纳造访雷丁时,尼克惊呼,“英格兰南部的中产阶级英国白人男女是地球上最没教养的生物”,他们“宁愿属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社区”。这种想法对英格兰南部的居民来说并不是苛刻和讽刺,而是暗示了当时英国社会不同文化身份群体的交融。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有说牙买加方言的年轻伦敦白人男女,有公共教育背景的朋克摇滚粉丝,有来自汉普郡声称自己祖父母来自利物浦或伯明翰的女孩,有喜欢爱尔兰叛逆歌曲的赫特福德郡粉丝,有身在伦敦却身在罗马的英国亲欧派...他们的存在就是这种融合的一个例子。这些例子不仅反映了不同社区的融合,也显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织和友谊。
于是尼克开始思考二战后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的本质和发展方向。在他看来,当时年轻一代处于战后的文化真空中,传统的社会观念和文化秩序正在逐渐衰落。因此,有些人不得不迅速从其他文化中吸收一些新元素为己所用。然而,尼克并不看好这种“填鸭式”的文化身份自我设定。在他看来,真正能维持整个社区运转的重要动力来自于足球。正如尼克所说,尽管人们支持不同甚至敌对的球队,但“足球本质上是一种可以团结所有人的爱好”。人们聚集在温布利球场为英格兰加油,“享受自由,远离俱乐部足球带来的无尽责任和痛苦”。尽管尼克仍然认为英国足球队不是他的“主队”,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千千与成千上万的英国球迷一起为自己的国家队加油。同时,尼克也机智地指出,足球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甚至可以超越国界。他以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朝鲜对葡萄牙的比赛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这场比赛中,无论是哪支球队进球,古迪逊公园球场的3万多名中立的利物浦球迷都会激动地鼓掌,仿佛是自己的主队进球了。
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不难看出足球对于主人公的意义。这让尼克感受到了家庭,认识了自己,认识了社会。这给他带来了欢乐、惊喜和荣耀,也让他不开心和愤怒。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足球的多元文化意义显然比比赛结果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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